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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末，鄉鎮企業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國內私營經濟地位確立，許多鄉鎮企業轉變為私企，鄉鎮企業總數和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國際環境此時也發生劇烈變化，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后，面臨的競爭也更加嚴峻。隨著鄉鎮經濟逐漸衰落，進城務工成為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在來北京之前，張蘋一直生活在株洲市，這座位列中國八大“火車拉來的城市”之一的交通樞紐城市，因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重工業基礎雄厚，分布著不少大型國有企業，一直不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地區。1995-2000年之間，大量國企私有制改革，工人紛紛下崗，城市里掀起了一股去廣州、深圳打工的熱潮，“那時候就是跟著資本走，跟著生存走。對于大多數民眾而言，就像羊群跟著草走。”張蘋回憶。那個時候，她的父親因為下崗從城市返回鄉村居住，而從小學畫的她則選擇離開家鄉，去藝術氣息濃厚的北京尋找機會。


“株洲作為三線城市的中轉城市還是比較發達的，很多人都會在本地找工作。家庭條件差一點的成年以后會直接去南方，首選廣州或深圳，因為那邊錢很好掙，像我這樣一個人北上還是很少的。”剛來北京時，張蘋先到月壇的人才服務中心找工作。令她驚訝的是，在場的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的學生，像她這樣冒冒失失闖到北京的很少。


這種直覺是準確的。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表示，農村居民進入城市主要有三個途徑，其中占比例最高的就是升學。每年通過高考進入大中院校的有七八百萬人，超過一半來自農村。特別是在城市化率不到50%的時候，每年至少有500萬農村或中小城市人口在向大城市轉移。另外，城市近郊農民通過拆遷、購房直接變成市民以及遠郊農民進城打工也是人口流動的兩種主要方式。其中，來自南方的打工者多向廣深發展，北方人則向首都聚集。天津籍相聲演員郭德綱在描述自己上世紀90年代初3次進京的經歷時曾說：“是條好狗都要去北京叫喚叫喚。”即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這樣的大型人口遷移，是在中國城市化突飛猛進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1990年，國務院出臺規定，按照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則，實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1994年又實行稅制改革，明確了土地收入歸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財政”的巨大動力下，中國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大，小城鎮和農村發展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城鄉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在《小城鎮依然是大問題》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小城鎮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最高，當時曾達到27%，約8100萬人；到2010年，小城鎮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已降到了20.7%，約1.38億人。全國1.9萬個建制鎮建成區平均人口只有7000多人，還不如大城市一個社區的人口多。